北銅南陶(以長江爲界)
裹挾着先人的珍貴記憶，從矇昧混沌中走來，福建先民從舊石器時代的原始狀態，進入新石器時代。他們發揮聰明才智，就地取材，製作陶器、瓷器，並且伴隨着需求多樣、技術升級，創造出令人驚羨的中國最早的龍窯、最早的原始瓷器。
10000多年前，閩西漳平奇和洞，福建先民把取自腳下大地的土壤，經過水的凝聚、手的捏造和火的燒煉，製作成一件件陶器，完成了一次從無到有的偉大嘗試。
4000多年前，閩北浦城貓耳山，被稱爲“中國龍窯鼻祖”的窯爐第一次有了長條形的窯爐形態，大量燒製出的黑衣陶以其過硬品質和美觀外表，成爲先民們的“流行爆款”。
3000多年前，閩南永春苦寨坑，龍窯的爐火熊熊燃燒，出窯的原始瓷器成爲當時統治階層用以炫耀的奢侈品——這是目前已知的中國最早的原始瓷器。
1000多年前，“入窯一色、出窯萬彩”的建陽水吉建窯和“中國白”德化窯揚帆海上絲綢之路的伏筆，更是在福建的上古時代就已埋下……
“瓷器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作出的傑出貢獻，代表了中國智慧、中國創造與中國的生活方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等學者編寫的《考古中國》一書如是論述。
今天，當我們沿着歷史長河向上溯源，在歲月的岸邊與考古發現的福建史前陶瓷相遇，那欣喜映入眼簾的陶瓷光澤，正是閩人智慧的閃爍，也是福建文明初始的模樣。
陶器：從實用之物到審美承載品
學術界一般公認，陶器的發明是人類社會進入新石器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製陶技術的提高，也助力人類提升生存本領、生活質量，在蒼莽大自然中生活得更加自由自在。
漳平奇和洞是福建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這裏出土的陶器，燒製於10000年至7000年前，包括了罐、釜、盆、鉢等。早期陶器質地以夾砂陶爲主，多灰色，後期陶器紋飾種類增多，繩紋與刻劃的方格紋、網格紋成爲主流。
這說明，人類的審美意識在萌芽。陶，在作爲生產生活工具的同時，也漸漸被先民賦予藝術屬性。
當代文藝理論家朱狄在論及早期藝術時指出：“藝術是具有多種特質的、單純化了的客體，雖然早期藝術品和工具一樣由物質材料構成，但卻與工具不同。早期藝術的物質材料的特質已被融化到形象之中。”
捧起一抔泥土，先做成一個圓形的陶餅，然後在略凸的背面捏出人面形圖案——靠上部略凹的兩眼、靠下部有略凹陷的嘴、中間是微凸的鼻樑、左右兩側稍微突出的部分表示雙耳，捏好後再進行燒製。這件在奇和洞發現的陶製人面形藝術品，距今9000年到7000年。
這是我們祖先的一次自我凝視：生命和心靈，以及全無雜念的想象，在雙手中表達和傳遞。今天，當它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試圖從中讀懂先民們的思想、感情，思考他們曾經的思考——生命的本源是什麼？人類何以爲之人類？
福建博物院研究員範雪春認爲，奇和洞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裝飾藝術品，已經具有較高的工藝水平，承載了先民對美的追求。早期藝術創作是一種原發性能力，也是導致後來人類審美意識產生的根本原因。
《說文解字》中這樣記載：“文，錯畫也，象交文。今作紋。”
不僅僅是奇和洞，斷髮文身的福建先民，早早就把對“紋飾”的審美偏好融入到了陶器的製作中，“印紋陶”成爲福建史前陶器的一個重要特點。
距離奇和洞約150公里的明溪縣城關鄉南山遺址（距今6000年至4300年），文化遺存豐富，共分爲五個文化期。從第二期遺存開始，就出現了曲折紋、漩渦紋等印紋紋樣的陶器；到第三至四期，陶器的印紋種類逐漸豐富，包括回形加點紋、柵籬紋、方格紋、葉脈紋、席紋等。
“南山遺址的陶器紋飾非常豐富。”範雪春解釋，“這表明隨着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提高，南山先民開始了對美的追求。”
長期以來，由於分佈廣泛、影響持久，南方地區印紋陶的發生、發展等問題，受到考古學界的廣泛關注。
從時間上來看，南山遺址的陶器充分反映了早期印紋陶的起源和發展變化軌跡，爲研究南方地區印紋陶的起源演變提供了重要證據。
從空間上來看，除了閩江上游的明溪南山遺址等，位於閩江下游的曇石山遺址，同樣發現了大量的印紋陶——陶器表面拍印有曲折紋、繩紋、方格紋、葉脈紋、波浪紋等。
這些幾何形的紋飾，究竟來源於閩族先人對於蛇的圖騰崇拜，因而對蛇紋進行模仿？還是由於緣水而居，對日日可見的水波紋路進行描摹？今人已無從得知。
但我們卻可以從考古發現中，清晰地觸摸上古時期閩人制陶工藝沿革的脈絡——在早期印紋軟陶的燒製之後，距今4300年左右，曇石山人燒製出了印紋硬陶。
所謂印紋硬陶，是新石器時代集中分佈於我國南方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的一種表面爲幾何形紋飾圖案的陶器。這種陶器要比普通陶器更加堅硬細膩，燒成溫度也比一般陶器要高，所以燒製這類陶器在技術上要求也更高。
望之紋樣繁多工整，叩之發出金石之聲。在浦城貓耳山、武夷山葫蘆山等地出土的商代左右的黑衣陶，表面有着一層類似釉的黑色物質，光澤引人注目。黑衣陶雖然還屬於印紋硬陶的範疇，但其實已經是一種印紋硬陶向原始瓷器過渡的形態。在製陶技術不斷髮展的基礎上，閩人制作出的陶器也越來越美觀大方。浦城縣管九土墩墓羣出土的西周時期印紋硬陶代表了福建陶器發展的一個高峯。
“福建從陶到瓷的發展過程中，有着印紋陶、印紋硬陶這樣一個十分完整的過渡環節，這成就了福建陶瓷起源、發展獨特的文化序列。”閩江學院歷史系副教授黃運明告訴記者。
浦城貓耳山窯址羣：中國龍窯之祖
“生在選土、長在成型、死活看燒成”，這句行話形象道出了窯爐作用。伴隨陶器生產的需要，在日復一日的燒造過程中，先輩工匠們也在不斷琢磨着，如何讓窯爐溫度更高、容量更大、冷卻更快？
從無窯平地堆燒式的原始燒製階段到有窯爐的穴窯，窯爐逐漸從地下發展到地上，燒造工藝在數千年的沉澱與探索中不斷改進。特別是龍窯，這種窯依山勢而建，由於狀若一條俯首而下的巨龍而得名，具有窯牀長、裝燒面積大、產量高、火焰流通均勻、冷卻快的優點。
那麼，福建是否有龍窯？如果有，在何處？過去，受制於考古發現的稀缺，很難回答這些問題。直到2004年一次配合高速建設需要開展的考古調查，讓“中國龍窯之祖”重見天日。
觀察位於浦城縣仙陽鎮的貓耳山窯址羣，可以想見，福建先民因地制宜，依託南方多山地的地形特徵，率先試水建造形態更高級的龍窯。這裏出土的全國年代最早的龍窯，讓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燒造變成了現實。
2004年，爲了配合京臺高速公路浦城至南平段建設，考古人員沿線先期開展了文物普查和考古勘探，在浦城縣仙陽鎮下洋村貓耳山上，發現幾何形印紋硬陶片俯拾皆是，隨後證實了這裏存在商周時期人類活動遺址。
2005年9月，對貓耳山遺址開展的搶救性考古發掘，留下了福建首次高速公路爲文物“讓路”的佳話。探究其背後原因，卻是來自於發掘工作接近尾聲時的一個意外發現。
此前，由於遺址分佈面積達100萬平方米，考古隊率先對高速公路即將動工的三處遺址展開發掘。在發現了商周時期的居住區和墓葬區之後，考古隊的工作大致完成。高速建設者按原計劃進駐，開始初步施工。可就在此時，考古人員意外在東部山凹低部一處新開小路的斷面發現了許多陶片，其間還夾雜着灰燼和紅燒土塊。由於遺址出土大量黑衣陶器，隊員們聯想到此處可能有窯址作坊，隨即展開發掘。
接下來的發掘成果令考古工作者感到驚豔：9座各種類型的窯爐相繼出土，特別是其中還有由火膛、火道、窯室和煙囪組成的長條形窯爐——結構完整，已具備龍窯的要素。根據最新的測年數據，貓耳山出土的長條形窯爐距今4000年左右，堪稱“中國龍窯之祖”。
按照常規程序，在對古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完成文物提取記錄等工作後，考古隊要將土地移交給建設方施工。考古隊員們不由心急如焚：難道爲了修建高速公路就要毀掉珍貴古蹟？他們連夜起草文件，呼籲上級支持高速公路改線以保護古窯羣。
2005年底，國家文物局派出考古專家組趕赴貓耳山考古遺址現場。專家組成員、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在現場勘察後指出：貓耳山發現的9座窯爐，結構清楚規模較大，保存完整，全國罕見，屬重大考古發現。高速公路建設是有價的，貓耳山窯羣屬於珍貴遺蹟，是無價之寶。“有價”讓“無價”，夏商窯羣應原址保護，列入“國保”單位，開展保護、研究、展示、利用工作。
很快，在接到專家組意見和文物部門報告後，高速公路建設單位與文物、考古、公路設計專家研討之後變更設計圖，增加數千萬元投資，將高速公路改道2000米，整體往東移了30多米，繞過了窯址羣。
貓耳山遺址考古發掘領隊、文博研究員鄭輝認爲，貓耳山窯址羣分佈集中、規模較大、窯形多樣，其間還有疊壓、打破關係，爲研究我國早期窯爐，特別是龍窯的起源和發展演變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出土了“龍窯之祖”的貓耳山窯址羣，獲評200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學術界一般認爲，世界上的龍窯技術起源於中國，傳播於東亞，而福建則是中國龍窯的重要起源地。
黃運明說：“從遙遠的新石器時代開始，專業的制窯爐就已經出現。貓耳山龍窯的發現，反映出窯爐在發生發展過程中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這爲原始瓷器的出現以及後來成熟瓷器的燒製提供了技術基礎。”
位於武夷山市興田鎮的葫蘆山遺址，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和夏商時期窯爐遺址，向人們清晰呈現了福建史前窯業技術的肇始與發展。葫蘆山出土的陶窯大都爲橫穴式，窯坑平面呈“8”字形，個別窯室呈圓形或長方形。部分窯室結構比較複雜，其中一座窯爐有環窯壁的兩條弧形火道，中間還有一條直火道，使火能更均勻地觸及窯室的各個角落，有助於提高燒造陶器的成功率。
專家認爲，葫蘆山遺址的發現與浦城貓耳山遺址的發現相互印證，說明這一時期閩北已形成了多個陶器燒造中心，也揭示了陶器燒造技術從原始走向成熟的完整過程，爲原始瓷器的出現奠定了技術基礎。
永春苦寨坑窯址羣：中國最早的原始瓷器
陶瓷的製造是一門時間的藝術——要等土幹、等火旺、等水涼。伴隨着陶窯建造技術的提高，先民們逐漸找到了燒製原始瓷器的辦法。
所謂原始瓷器，是陶器向瓷器過渡階段的產物，以瓷土作胎表面施高鈣釉，經高溫燒成。今人觀之，是“原始”，但在當時，可謂最先進的“高科技”。
原始瓷的釉，原料爲單一的草木灰，窯工們或許是在無意間摸索出，把以草木灰爲原料的釉施於坯件上，在燒成過程中會有神奇的功效。這種樸素的觀念成爲窯工們習以爲常的操作守則，並形成燒製原始瓷的選擇。
今天的我們已經很難想象，先民們是如何建窯、作胎、燒製原始瓷器，只能在考古發掘的歷史遺存中去追尋先民智慧演進的軌跡。
靜靜伏臥在苦寨坑山坡上數千年的原始瓷窯，長條形的窯身傾斜向上延伸，好似蛟龍游走于山間。如果沒有考古發掘，苦寨坑只是一處位於永春縣介福鄉的不起眼小山坡，海拔600多米，坐落於偏僻山間小盆地邊緣。
2007年傍晚的一個電話，打破了苦寨坑數千年的平靜。
泉州市博物館館長陳建中回憶，自己當時還帶隊在外考古，突然接到同行來電，說一位收藏愛好者在永春介福的柑橘園發現了大量古代陶瓷碎片，可能有一定價值。
就這樣，一批發現於柑橘園的陶瓷碎片，撩開了永春原始瓷器神祕面紗的一角，且和“永春蘆柑”一樣美名遠揚。
2007年10月，陳建中作爲泉州市考古隊隊長組織人員前往苦寨坑進行現場調查，採集了許多陶瓷標本，送到復旦大學現代物理研究所做“PIXE”（質子激發×熒光能譜）檢測。結果顯示，標本中鐵、氧化成分與原始瓷器中的含量比較相符，從而判定是原始瓷器。
由2007年開始，苦寨坑的發掘一直在持續進行。
2015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福建博物院聯合泉州市博物館、永春縣博物館再次對苦寨坑進行主動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約350平方米，共出土了9條保存較好的龍窯遺蹟和大量原始瓷器。經碳14年代測定，窯址距今3800年到3400年，相當於中原的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將中國燒製原始瓷器的歷史向前推進了200年。
這是我國目前已知最早的燒製原始瓷器的窯址。
“窯爐的建造在窯業技術中屬於最關鍵、最核心的技術。”苦寨坑考古發掘領隊、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羊澤林介紹，“苦寨坑原始瓷器窯址羣的發現與發掘，是中國瓷器起源的一大突破。”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瓷器出現需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原料的選擇、燒成技術的改進和溫度的提高、高溫釉料的發現與使用。
苦寨坑窯址完全符合上述三個條件。聰明的先人